人物
杨定

杨定

抗战时期革命烈士

人物简介:

杨定(1913—1943),原名杨志雄,男,上海市南汇县老港乡日新村人,出身于农民家庭。杨定以教书为掩护,坚持从事地下工作。杨定在酷刑面前,坚贞不屈,视死如归,随后被日军带至余姚县城,杀害于石人山。时年30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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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定相关

中文名

杨定

民族

汉族

别名

杨志雄

性别

生平经历

1913年生,上海市南汇县老港乡日新村人。高小毕业后曾在家务农。16岁时到六灶嵇义泰杂货店当学徒,后回家经人介绍到小学任教,并经黄渡师范学校培训,取得合格学历证书。1934年7月,杨定自办朱路小学。他教学认真,热爱学生,得到县教育局的表彰。

1937年,上海沦陷,朱路小学被迫关闭。国土的沦丧、社会的黑暗,使杨定立志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。1938年夏秋之际,他加入南汇县保卫团第四中队。次年,该中队扩编为南汇县抗日自卫总团第二大队,杨定任秘书。同年由朱君务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,同时改名杨定,表明自己对革命的坚定决心。1940年3月25日晚上,游击队在吴家码头与日军扫荡部队相遇,杨定等7人被抓至日军祝桥驻地。日军用酷刑逼供,但杨定始终未供认出组织情况和自己的真实身份,后由本县教育界名流石瑞琪老师保释。保释出狱后,他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,还动员胞弟等人参加了革命。5月,中共浦东工委派杨定负责游击队管区的教育工作,杨定自编教材,进行抗日教育。1941年,杨定调一区(现老港、新港等地区)任征收主任,负责征收抗日公粮和部队活动经费。杨定在工作中首创征收田亩捐的新办法,这种办法既符合中共中央的方针,又按时超额完成征收任务,保证了部队活动所需的粮款。为此,杨定受到领导的表彰,并发给奖金6000元,杨定把这一笔奖金平均分给了一同工作的同志。1942年春,国民党马柏生部队的陆嘉南,居心叵测地突然来找杨定,企图通过杨定与连柏生联系,将五支队收缩过去。杨定摸清陆来意后,立即向领导作了汇报,领导即嘱杨定保持警惕,随时注意陆的动向,如何处置待研究后通知。不久,上级派员通知,杨奉命连夜派人将陆就地处决。

1942年7月,杨定奉命随军到浙东,任新四军浙东纵队经济委员会二科科长。次年3月调任三北(姚北、慈北、镇北)分会主任。1943年6月21日下午,杨定带秘书和警卫员到浒山区检查税收工作,在途经浒山区三官乡潭河沿何家村东时,遭遇扫荡日军,不幸被捕,关押在樟树庙日军据点。23日中午,他们趁日军外出扫荡的机会越狱逃跑,被敌哨兵发觉,重入魔掌。敌人把他关入木笼,且将手和脚都用钉子钉上。杨定在酷刑面前,坚贞不屈,视死如归,随后被日军带至余姚县城,杀害于石人山。时年30岁。

革命精神

杨定出身于农民家庭。父母务农,家中虽有一定数量的自耕地,但因连年歉收、苛捐杂税和人口较多,生活甚为艰难。杨定念小学时,舅父潘世昌见其聪明懂事,曾带他到自己创办的公和小学求学。后入惠南高小学习,毕业后在家里跟父母干农活。

1929年,十六岁的杨定到六灶嵇义泰杂货店当学徒。约二、三年时间,商店因亏本倒闭。杨定回家后,经人介绍到小学校任教并经黄渡师范学校培训,取得了合格学历证书。1934年7月,杨定创办朱路小学(在现在的南汇区老港镇牛肚村)。任教期间,教学认真,热爱学生。当时学校条件很差,他曾自制教具——用猪毛等物制成大算盘,教学珠算。有一次学生患流行性疟疾,他步行到奉贤王良心堂药店,自费购买“山岳药”送给学生服用,颇得当地群众的好评。当时县教育局曾派人调查了解,并在《南汇民报》上表彰杨定办学有方。

1937年上海沦陷后,杨定执教的朱路小学也关了门。他目睹日寇到处烧杀抢掠,人民生活在悲惨痛苦和惊惶不安之中。国土的沦丧,社会的黑暗,使年轻的杨定萌发出一股抗日救国、追求光明的激情。正在这时,他结识了富有抗日救国思想的连柏生、林达、王才林等同志,乃立志投入救亡运动。

1938年夏末秋初,杨定参加了南汇县抗日革命武装组织——由连柏生为中队长的南汇县保卫团第四中队。1939年,该中队扩编为南汇县抗日自卫总团第二大队,杨定任秘书。

1939年,杨定经朱君务(当时浦东党委委员)介绍,参加了中国共产党,并将原名杨志雄改为杨定,表示他参加革命义无反顾的坚定决心。

1940年3月25日的一个晚上,游击队在吴家码头活动时,与日军扫荡部队相遇,杨定和朱君务等七人,被抓至日军祝桥驻地。关押期间,日军曾用“老虎凳”等酷刑进行残害和逼供,杨定始终未供认出组织情况和自己的真实身份。后经当地教育界较有名望的石瑞琪老师证明杨定“确是一个小学教师,并非游击队员”而得以保释。杨定从祝桥脱离虎口后,因遭日寇严刑酷打,身体受了伤,就去上海红十字会医院治疗。不久回到家里。爱人劝其在家“安分守已”,不要再外出活动,以免家里人担惊受怕。但杨定觉得国家受难,在家生活不会安宁,日子也不会好过,特别是介绍自己入党的朱君务等革命同志惨遭日寇杀害,更使他懂得不赶走日本侵略者,就没有出路。此后,他不仅自己坚持革命,还先后动员胞弟杨志豪、妻弟夏祖德、堂弟杨志远、杨三囝等人参加了革命。

1940年5月,南汇县抗卫第二大队扩编为淞沪抗日游击五支队后,杨定先后被派往五支队辖区内的六如小学、正本小学等学校任教,教学生学习由自己刻印的抗日课本。如“东一村,西一村,村村打倒日本人”等等,向学生宣传和灌输抗日救国的思想。杨定以教书为掩护,坚持从事地下工作。1941年杨定调一区(即现在的老港、新港、惠南、盐仓、东海、黄路、万祥等地区)任征收主任,负责征收抗日公粮和部队活动经费。工作中,成绩卓著,曾受到部队领导的嘉奖。此前一直采用向各乡派捐的办法筹集公粮(即要求各伪乡公所按规定向游击队送交),不能满足部队给养需要。后来,杨定在一区首创征收田亩捐的新办法。他通过关系到伪县政府抄出了原国民党的田赋册,然后以抗日武装游击队名义造册向各户征收,使抗日粮款收交工作有了保障。这样,征收任务不仅如期完成,而且大幅度增加。这一做法,完全符合当时党中央关于有钱出钱、有力出力,动员全民团结抗日的方针。为此,杨定受到五支队领导的表彰,并按征收金额比例发给奖金六千余元。杨定把这笔奖金平均分给了同一区工作的孙瑞祺、夏筱塘等其他有关同志。后来其他区都学习了一区的办法,以赋册造册向各户征收钱粮,使部队活动所需粮款得以顺利解决。

杨定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叉、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的情况下,警惕性高,组织性强,对党和人民一片忠心,对敌人斗争坚决。1942年春,国民党马柏生部队的嫡系陆嘉南,居心叵测地突然来找杨定,企图通过杨定与连柏生联系,将我党领导的五支队拉过去,收编为国民党部队。杨定在摸清陆嘉南来意之后,立即密报连柏生,因连支队长不在未能见面,乃向代理连柏生工作的张晓初作了汇报。张知道陆的底牌和来意不善,即嘱杨定保持警惕,随时注意陆的动向,并说如何处置,待研究后告知。不久,上级派员通知杨定,杨奉命连夜派人将陆就地处决。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发展,新四军在渐东三北开辟了新的抗日根据地。

1942年7月,杨定奉命调往渐东,开始任三北游击司令部经济委员会二科科长,1943年3月任中区(龙山、观城、浒山)分会主任。在浙东,斗争形势险恶,生活艰苦,同去的有位同志吃不起苦,加之家里人的拖累,经领导批准决定离开部队返回老家。临走前,他去看望杨定,杨定在路口送别时,嘱他回家后仍然要不忘抗日救国,并坚定地对他说:“我决心参加革命到底,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,如果真是出了什么问题,就当生了一场不可救药的恶病”。这又一次表现了杨定参加革命的坚定性。

1943年6月21日上午,杨定决定到浒山区检查税收工作。这个区就在日伪军的眼皮底下,敌伪据点林立,樟树庙、浒山有日伪军据点,环境极为险恶,而征收工作搞得特别好。杨定曾多次对浒山征收处主任吴浩南说:“要到浒山区亲眼看看你们的工作”。这天临行前,杨定的一块挂表掉在地上打碎了,有人开玩笑说,这是不祥之兆,不要去了。杨定当然没有改变主意。他带了秘书邱恭、警卫员钮茂兴,会同吴浩南及其通讯员岑纪田,一起从慈北洞桥虞家出发。在途经浒山区三官乡潭河沿何家村东时,迎面碰上“扫荡”的日军,一时躲避不及,只得边跑边还击,杨定和邱恭被捕后关至樟树庙日军据点。当天,吴浩南即向三北地委书记王仲良和慈姚县委书记谢仁安等汇报。

组织上获悉后,多方设法营救,并买通了一个日本翻译,使日寇放松对杨、邱的监禁。6月23日中午,他们趁日寇外出“扫荡”的机会,越狱而出。不幸在出狱不久,即被敌人哨兵发觉,他俩立即商量,决定分两路背向而行,杨定朝东南方向跑,邱恭朝西北方向跑,以分散敌人的追捕目标。敌人紧盯杨定奔跑的方向追赶,杨定又落入日寇的魔掌。

杨定重新入狱后,遭到敌人惨无人道的酷刑。他们把杨定关入木笼,且将手和脚都用钉子钉上。杨定在敌人的酷刑面前,坚贞不屈,视死如归。不久,杨定被日寇杀害于石人山。

杨定同志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他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后人怀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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